五代吴越国时期的书法
景迪云 （浙江摄影出版社）
五代十国时期仅六十来年时间，王朝却如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，政治局面相当混乱，社会生活极不稳定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要想求得文化艺术的正常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仿佛是一个低谷，而前后的唐、宋则是两座巍然的高峰。尽管总算有一位特立独行的杨凝式孤独地高举着一面大旗，“错生在帝王家”的李煜也在深宫里不务正业地响应几声，但总体的沉寂使得五代十国仿佛在中国书法史上消隐了似的，如一片浓雾弥漫在山谷。
山谷里当然还是有些风景的，有的已经被发现，如杨凝式、王文秉、李鹗、贯休、李煜等；有的尚遮掩在一片杂草之中，如本文要谈及的吴越国时期的书法作品雷峰塔华严经残石、雷峰塔华严经残石跋文、雷峰塔宝箧印陀罗尼经和钱鏐手简。
雷峰塔华严经残石（简称雷峰塔经刻）
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，雷峰塔因长期以来讹传塔中有金砖（其实是经砖）而遭不断盗挖，终于毁损过多而倒塌。倒塌之后，众人疯抢“金砖”，经砖和经卷毁坏严重。同时发现，塔壁有石刻华严经，塔毁时一并遭劫，碎成千百数块，亦被散失之劫。有识之士如篆刻家童大年先生便收得若干，拓裱成册，并以华严经文校勘连缀，付梓流传。70多年过去，这册有吴昌硕题赞（1）的《雷峰塔华严经残石真形》已极少见，书法界似乎也将之遗忘了。不久前，我在一爱好收藏的友人处初见此册，以为如此精彩的书法杰作不当遭此泯灭之劫。
童大年于此经刻多有题跋，但大都就经文而言，涉及书法者只有一段跋语：“经刻笔法劲挺，画平竖直，意在欧柳之间，又类苏孝慈墓志，足为学者楷式。”童大年真是法眼，可惜没有展开阐述。我以为，雷峰塔经刻于书法史之价值，至少有以下几点。
第一， 五代十国时期书法凋零，虽有杨、李数子，但均为墨迹，流传至今，漫漶毁损处较多；雷峰塔经刻为长篇刻石，又是近代出土，拓墨新好，字口清晰。作为五代石刻，雷峰塔经刻有填补空白之功。
第二，自敦煌宝藏洞开以后，南北朝、隋、唐时期的写经卷屡有发现，而未见有刻石经文。北方早在汉、魏时期就有佛教经文的摩崖，如泰山的《金刚经》摩崖等，但南方一直没有。隋、唐，佛教开始在南方盛行，至五代达到鼎盛，吴越国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雕版印刷，其中主要是版刻佛经，但摩崖未见，石刻至今亦仅见此雷峰塔经刻。
第三，雷峰塔经刻的书法意义尤其重大。它处在唐末五代书法衰落之时，却有隋朝书法的从容、宽博、沉谨和淳厚，真是十分罕见，也令人不解。唐末五代书法一般受颜、柳影响较大，笔画趋肥厚，形态多长形，杨凝式、钱镠和生于五代而成名于北宋的徐铉等的作品可以佐证。所以我以为，雷峰塔经刻的浓烈古风足堪与杨凝式的特立独行相媲美，以五代时期的书法代表视之，亦不为过。
雷峰塔经刻的书法特点，童大年说在欧柳之间，我则以为欧的影响似乎更多些，细审它的“氵”、“種”、“上”、“光”的写法，几乎是欧的《九成宫》的翻版。它整体的气息和仪态却是隋朝书法的，正如童大年所说的，它还“类苏孝慈墓志”。它的笔画继承了欧体的峻爽快利，但结体却将欧字的长形变方变宽，表现出书写者从容、平和却信念坚定的宗教心态。《苏孝慈墓志》书写于隋朝，其风格处于北朝楷书向唐朝楷书的过渡阶段，它既没有智永的齐梁风气，又不太像《龙藏寺碑》那样接近唐人楷法，它沉谨从容，又包涵无穷变数。雷峰塔经刻的书法居然能超越五代，超越唐人，而臻淳古气象，确实有些费解。或许，是虔诚的宗教精神净化了心灵、提升了笔墨？只可惜残石断片，不知作者是谁。
雷峰塔华严经跋文残石
此跋文残石与雷峰塔经刻同时出土于雷峰塔遗址。跋文为钱俶亲自撰写，其中详述建造雷峰塔是为了奉安佛螺髻发的缘由。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二八载有此跋全文，残石文字可与文献相互印证。跋文结尾句云“吴越国王钱俶拜手谨书于经之尾”，则此跋为钱俶亲书耶？可惜这段跋尾残石尚未找到；再则，史书记载钱俶善隶草（2），隶在唐时还有正楷书的意思，姑且从正楷义，但未见其他书迹，亦无法相互印证。但按书法落款的一般规律，此跋应为钱俶所书写。
跋文残石的书法水平与正文不相上下，但风格很不相同。欧体的特点几乎没有，用笔起止明显，一波三折，大有褚遂良的从容和潇洒。结体亦较宽博，但与正文又有差异，正文是宽博中有沉谨，而跋文是宽博中见疏朗，可以看出颜真卿书法的风度。可以说，这是一件出入二王、颇具唐代书法规模的佳作。
钱镠手简（残）
此手简是钱镠于龙德二年（922）十二月颁给崇吴禅院长老僧嗣匡的批牍，原手简后半段还有钱俶给叔侯的一封问候信件，可惜流落海外，两代吴越王的合卷只存半璧。
手简书法意在颜柳之间，笔画讲究粗细变化，肥厚而能提笔，故果敢中含轻灵；结体呈长形，有典型的五代风气。仔细审视，整体上还有点怀仁圣教的气息。
有论者尝说五代十国和北宋初期，纯粹的士大夫书法衰弊之极，但有些粗通文墨的武夫挟一股豪气于笔墨之中，往往可观。我以为这是超越绳墨之论，值得重视。而以钱鏐手简论之，则不仅仅豪气而已。
雷峰塔宝箧印陀罗尼经
出土于1924年雷峰塔倾圮后的塔砖中。经卷框高5.7厘米，长205.8厘米，经首镌刻“天下兵马大元帅（师）吴越国王钱俶 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 砖塔永充供养乙亥（975年，笔者注）八月日纪”三行文字，接着是佛说法图，此后才是经卷全文。
此经卷是雕版印刷品，虽不能与墨迹相比，但也较多地体现了书写者的书法水平和书写情绪。其书法风格与雷峰塔经刻类似，但有一些随意书写的痕迹，如俗体写法较多（世、愿）、有些笔画不规范等，因此，它少了雷峰塔经刻那样的严谨和庄重，倒多了一分轻松的情趣。
按理说，同为雷峰塔的供奉品，书写态度都应该是认真而郑重的。但钱俶号称造经八万四千卷，为了在短时间内造出这么多经卷，势必需要很多副雕版，需要很多书写者，一位书写者也可能要书写很多份，所以，书写者的精神状态不可能保持前后一致，懈怠或放逸情绪的流露便显得很正常。这样的天趣，在宋以后的印刷品中也已经极罕见，而吴越国的雕版印刷品有这样的品质，我以为是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的。
此经同样不知为谁所写。据顾志兴先生《浙江出版史研究》中说，吴越国的著名刻经人延寿和尚深得钱俶信任，曾为其主持刻印过大量经文、佛图。不知延寿和尚可是雷峰塔宝箧印陀罗尼经的主持者或亲自书写者？
吴越国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在浙江还有另外两种，其一，1917年发现于吴兴天宁寺经幢象鼻中，经文刊刻于显德三年（956）；其二，1971年发现于绍兴城关塔基粗木简内，经文刊刻于965年。它们均为钱俶供养的八万四千卷宝箧印陀罗尼经之一。我未见其实，故不知它们的书法面貌如何。
在浙江，吴越国时期的文物如灵隐寺经幢、隆兴寺经幢和白塔基座，都有石刻文字，惜乎未能觅得拓片，不敢妄作评论。且俟来日。